湘江文艺丨刘浏：在时代变迁中解构江南 天天视讯

在时代变迁中解构江南

——苏迅近年创作简论

(相关资料图)

文/刘浏

从小说到散文，苏迅笔下的江南古城、古镇、历史人文，在人们一提江南就“小桥流水”“鱼米之乡”的思绪之外，掘开了一条显微镜式观察江南文化机理的通道。哪怕同在江南这方水土之中，城与城、城与镇、镇与村、人与人之间，那无法一概而论的人文景观，都被苏迅细腻地藏在他的文字之中。他说：“写《古城记忆》，则调动了我二十余年的生活积累。明眼人自然能够看出，我所写的古城是苏州。这座城市是我文化上的乡土，我的心灵与精神多年以来仰仗于它的滋养。曾经有十五六年时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苏州，去走、去看、去 听，切实进入它的世俗生活，曾经有一度我对于苏州老城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自己 家乡这座城市。作为一个外来者，可能观察和感受相对敏锐些，而作为一个熟识者，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对它的优点或弊端 也能够体察得较为公允一些。我深深爱着它，我的爱附丽于歌唱和批评。”

短篇小说《陈先生的隐痛》，延续了苏迅文玩古董故事《高手》《老怪的爱情》《传言》等的书写。古董与江南的关联，或者说苏迅为什么近年来创作这二主题，在《“二先生”碰到了烦心事》中可以找到答案。“水城历史上持久的安定与曾经的富裕，让现代的水城人诞生出一个全新的行业身份——古董商贩，而最近十余年以来水城不为人所察觉的变化，让他们的身份又有所变异。这个行业，是很能体现水城的某些隐秘的内里的，也最大限度表现出水城在传统与现实两个维度的某种对接。”

《寂灭》回忆了“我”的一段在老家万镇的童年经历，在那段只有半个月的记忆故事里，“我”并不是主角。万镇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古镇，“南有胶山，北有夹山，一条泾河穿镇而过，与泾河汇合，白茫茫好大一片水面”。“我”来古镇时才四岁，七岁上学而离开。之后的每年寒暑假都会回来。而那一年，因要治病就在暑假之前提前返乡的见闻，也让“我”看到了古镇的“伤”。

《寂灭》中的万镇，是现当代江南文化变迁的缩影。一九五八年人工开掘新运河将原来多条野河沟通起来，却也为此“拆除了镇中心三层高的魁星楼，砍伐倒千年古银杏树”，才修成一条面宽五十余米的大运河。镇中的兴隆桥为雍正年间重修，桥以东，是阔大的河港，在新运河开凿之前是河路的交汇港汊；桥以西，是两三公里的碧绿泾河，与京杭大运河相通 ，河两岸就是古镇人家。江南人家的烟火日常，伴随着拉扯挑担的吆喝、洋风炉子的呼呼声、收音机里的评弹声、婆媳置气的啜泣声、呼鸡归笼的啰啰声，在鳞次栉比的黛瓦屋顶上回荡。

在购买物品还需要粮票的年代，江南古镇也在默默地经历着变革的躁动，那里发生的新旧冲突浓缩在古镇的建筑物、生活景象以及个人命运的故事里。古镇东街，一路无数的青砖楼房，曾是旧时戏馆、烟馆、堆栈、商号等，民国时期顾华丁王四大家族的产业；原有的石驳码头，见证了两大家族的联姻。西街的巷弄、义庄、大祠堂和“同人堂”讲学处，投射出江南顾氏曾经的富足与崇文。纵使过去几多繁华，世事沧桑后，原来的第一家族顾氏的子孙已经成为了地道的农民，与其他人一样，挑着一担蚕茧，在黝黑的田地间暗暗跳动。即便如此，在古镇人家遇上事时，顾家叔伯还是担任“主持公道”的角色。妻子洪阿六被捕坐监之后，顾玉林不得不下地务农，儿子每天一早就游逛在外，家里只留下女孩一人，瘦子乘虚而入。一天，瘦子在确认顾玉林已出门之后，从弄堂背后折返回玉林家，闪身进门就将大门紧锁。这一幕被隔壁顾氏阿满发现，撬窗看到恶棍已将女孩推倒在床，便一声怒吼招来本族兄弟，痛打流氓。一路追打将其擒获，提押在路口暴打解恨。落魄子孙在这时找回了旧时家族的荣光，行使着他早已被剥夺的“执法权”——狠扇瘦子耳光，用粗麻绳猛抽，再来将其绑上树，任凭树干上虫子的啃咬直至跪地求饶。这还不行，阿满又看中路口一根水泥电杆，在酷暑日头下简直就是毒辣日光恐怖刑具，瘦子精光的脊背几同炭烤，着实要命——作为大家族后人的阿满，气在这个倒霉人身上也撒了个痛快。

顾玉林的母亲李佩清对生活的怨气常年来也总是借题发挥在别人身上。顾玉林是顾氏长房的后代子孙，与家族其他人扩建房屋、翻新新楼相比，他的家还是那两间破败的清代房舍，夏热冬寒。顾玉林是解放初期的老高中生，原本的地主身份受到社会风云的惊吓，无法自解以致患上精神疾病，身心均不健康。适婚年纪时，娶上家境贫苦农村户口的文盲洪阿六。为了几口人吃饭，在母亲李佩清房间后窗台下面改了猪舍羊圈。李佩清的抱怨从四几年儿子出生开始，一直持续而没有停歇。对儿媳农村户口抱怨，对孙子孙女也是农村户口也抱怨，对贫苦的生活也抱怨。儿媳不在后，又对身体更加不好的儿子玉林怨气冲天，父子三人生活得更苦，李佩清的奚落更加肆无忌惮。作为玉林的母亲、文星的奶奶，她满嘴挂着“倒霉棺材不识天时，去河里当浮尸，生了病又想来害我”这样的话。

洪阿六被逮捕了，故事里说她“进了派出所供认不讳，确实是她买了老鼠药投进男人的中药里”，这桩“不到半天时间就告破”的案子，让人觉得真正解脱的反而是洪阿六。她这个人物，出身农村，自小在娘家受气，当初也是听得要嫁给街镇居民户，且是顾氏大族就同意了。婚后生活比出嫁前更糟，婆婆李佩清挑剔，大环境下人们对农村户口普遍歧视，加之丈夫因为身体羸弱且精神错乱，家里下地干活的重任就落在洪阿六一人身上。洪阿六承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巨大负担。她自幼忍受屈辱，已经形成强行微笑的惯性，她的苦和痛又与谁人说？如果向顾玉林投毒真是洪阿六所为，那她就是在坐牢和继续忍受不堪的人生之间选择了让自己得到一部分的解脱。

不光是顾氏后人、李佩清和洪阿六，古镇上的许多人都想从别人身上寻找自我慰藉。洪阿六走后，万镇的人们用“潘金莲”形容她，将她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似乎讨论她成为了大家的“狂欢”。“哪怕是恰值这样农忙时节，很多人其实是在体力透支状态下，他们也要挤出中午傍晚短暂的间歇时间，赶往一块凑。人心躁动起来，都不甘在家里静待，似乎生怕自己会落后于众人，端着碗约好了似的纷纷聚拢来，在接到边弄堂口一边划拉一边拿筷子指点评说。”大家兴奋于给予顾玉林怜悯和同情，他们其实从没有真正关心过他，只不过他过得很差、命途多舛、比不过大多数人，同情他会让比他稍微好一些的人感到自己其实没那么糟；人们对洪阿六蛛丝马迹的挖掘越来越多，像侦探一样居然能够从她十多年前第一天嫁到顾家开始推理她半生的不良劣迹，最后盖棺定论：“平素一声不响的一个小女人，蛇蝎心肠，竟比潘金莲还要狠毒”。众人狂欢在洪阿六要被游街示众时达到了高潮。派出所在农贸市场贴出了告示，白纸黑字盖着红图章。游街路线选在新建成的大街上，从派出所到乡政府、农贸市场、汽车站，围着古镇兜三圈。游街时间选在上午七点，居民买菜、工人上班、农人夏收的早高峰。因为洪阿六游街，古镇顿时就像过节一般。在这样狂欢之下，洪阿六这个可悲可怜之人就成了可恨可憎的魔鬼了。至于洪阿六最爱的一对儿女，那么小年纪就失去母亲的两个孩子，没有被任何一个人关注到。

人们因有洪阿六要被游街而热闹，对可怜孩子却冷漠，这是一种畸形的人性表现。文星一直沉默寡言甚至麻木茫然的个性，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是合理。他不爱上学，经常逃课，对于老师和他自己来说，都是无关痛痒的事。他决定不再上学，去叔叔的摇面店帮工，自己养活自己。文星好像走上了母亲洪阿六曾经走的路，在一片白色的粉尘中间，小小的身躯对抗着生活的重压。对于“我”，自己唯一的朋友将要离开，他的脸上只有卑微的笑容，就像他的妈妈曾经一样，只能用微笑回应所有的无能为力。

文星这个人物的结局是不可被鉴定的“死亡”。他从摇面店失踪，后来在万镇六七十里外的省道上发生了一桩车祸，有个男孩夜间被路过的运输车轧死，从死者穿着上来看，像是他。如同当初洪阿六未说明缘由的投毒案一样，文星的失踪和死亡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宁愿相信，他是在遥远的某个外乡流浪着，哪怕是在干着小偷盗贼的勾当也好。而读者可以想象，文星被生活的重压压得喘不过气，觉得自己太像曾经的妈妈，也太想妈妈，想要去看看她，就像小时候他逃学，远远地也要望着在田里劳作的妈妈。“文星出事的地点，离篁川已经不到三十里了”是《寂灭》全文的最后一句话。

《寂灭》里的“我”是与文星一家有过生命交叠经历的人物，也是整篇回忆体小说中贯穿故事情节的“我”。作者苏迅也将“自己”的一部分注入“我”这个角色之中。“我”直至人到中年，常有不知身在何乡的感触。“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年纪和生活压力，更时时触及自身与日俱增的靡弱与无助。而少年时的种种，却越来越强烈地困扰我、纠缠我、召唤我，让我彻底质疑所谓人生与时光的意义。”古镇曾经给“我”上过一堂“身份”与命运相关的实践课。“我”成绩不好，也因为幸运获得不用留级的机会，与同样成绩不好的文星在学业上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我”的病，贴上草头郎中的药后好了，而玉林的病不得救治，直至最终彻底发疯后被车撞死；“我”生活无忧，城市户口光环在返乡时得到很多优待，而洪阿六顶着农村户口操劳半生以激烈举动让自己解脱；“我”的家人关心爱护我，而李佩清怨恨儿子，甚至认为儿子连累了自己。古镇曾经治愈我童年的身体疾病，那古镇的“疾病”谁来救？

“我”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历经了国有企业的辉煌和没落，而后国企改革重新就业，艰难地在社会上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作者简介中的苏迅，“20世纪70年代生于江南小站，壮年进城谋生，先后在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我”与我，形成互文。故事里的万镇，与现实生活中的江南古镇也形成呼应。“古镇确实不存在了!兴隆桥塌陷了多年，在石基上浇筑了厚厚的水泥路面，原来镶嵌在桥额上的桥名石刻，碎成了数截”，“紧挨着又重新造了一座水泥新桥，老桥两头封堵，是禁止通行了”，义庄和大祠堂拆了，青砖围墙、百年槐树没了。古镇老宅所剩无几，先是被翻建的水泥房子取代，如今水泥房子也老旧了。

从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来看，随着中国城市文化的转型，江南古镇日渐窄小，城市的都市色彩已经很明显。“江南”在苏迅的作品中，是包含地域和文化的多维意象。尽管江南的地域范畴在各历史阶段有所变化，江南文化的轴心也曾数度移动，但核心地域始终在苏南地区。之于文化范畴的江南，融合了核心地域大时代背景下的独特的人世间故事与人文变迁史。

《陈先生的隐痛》中的陈先生，也是一个古董商贩。与其他作品主人公不一样，陈先生来自台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来大陆做古董生意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面对外界秉持传统规范，且努力维持着行业自尊，随着大陆定居时日渐久，大陆同行的涣散也悄悄被感染。陈先生是其中一个特例，他跟其他人又有不同，不仅跟那些看起来松垮的大陆同行不同，跟他的台湾同行也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做古董就是做文化传承，传的是器物，也是“道”。

陈先生算是行家里手，他以灌输和传授鉴赏知识的态度做着古董生意，实则给买方“保真”的心理暗示。看起来，陈先生也是真有水平之人，他开过大型讲座，被电视台受邀专访过，他也是潜心研究专业，每到一地，都会花时间拜访行家和藏家。他对事业有宏远规划，交友、收徒，皆在这盘大棋的布局之中。他也深谙大陆的行业市场，和同行热情交往，看到欣赏的物件时，只有赞赏绝不诋毁。

但就这样一位厉害之人，却碰到了一位真正的高人。高人比陈先生结识更多的其他高手；高人的生意从来无须出去兜售，只管等客户上门；高人对陈先生未来事业的宏远蓝图笑而不答。与高人相比，陈先生相形见绌。几轮“过招”，无论是货品、学识，还是能力和资源，陈先生明显败下阵来。

陈先生的“隐痛”，投射出台湾这代古董商之痛，也是台湾传承文化之痛。20世纪90年代之前，文物都是走私去港台，可是，短短一二十间，情况反转。港台古玩“回流”大陆，这些古董商挣到了些钱。可是再过若干年后，古董价更高，他们却拿不出货了。一边是要不要再继续进货的难题，一边是世界范围内的“回流”潮已成趋势。“岛内的经济状况摆在那里，年青的一代出来，对于这些个‘老古董’实在缺乏兴趣。你再怎么说传统文化在岛内得到了良好传承和完整保全，可是，这也不过是相对的状况。更为显著的却是绝对的状况：传统文化在农耕时代消亡以后，它逐渐解体和蜕变的运势不可扭转，脱离了农耕时代背景的人，是很难产生出对于古物真实的热爱的。”

陈先生之外，古玩以及文化传承之“隐痛”更加伤及要害。“古玩作为一种历史的遗存，能够真正读懂它们的人在老去，也在毫无争议地减少；作为一种资本炒作的资源，古玩正在脱离原有的赏心乐事功能而孤独存在；作为一种待售的商品，古玩的价格却又暴涨到脱离民众实际购买能力，其处境无疑日渐尴尬。古玩同其他许多文化形态一样，生于文化长于市场，又被资本、利益所裹挟。”苏迅笔下的陈先生之痛，是古玩之痛，是台湾地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道”之痛。

这又不得不将古玩与江南文化再次联系起来。苏迅是在小说创作及学术论述中，曾多次谈到江南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正如古玩不仅仅是货物交易，江南也不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他们的社会学、文化学的价值内涵丰富。透过他们，读者能看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某种“发达”或者“先进”表征，还能预感到国家逐步迈进或者希望进入的状态；同时，他们自身又是极其复杂且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江南城镇的外形变化着，文化形态也随时代变迁而发生了改变。“原本生长在每座城市中央的水泥森林像章鱼触角坚强地延伸出来，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城与城之间的空隙，面目雷同而功能日趋完善的水泥森林，长着奇怪流线型或者自然界里罕见的模样，人类将之称为建筑艺术的造型，像病毒落地便能见风速长。每到夜晚，这些水泥森林里所有的灯火开启，它们一簇簇缠满珠光，火树银花，又像深海底里一株株莫名其妙发出幽蓝荧光的古怪生物，引诱世人这种逐利的动物奋尽毕生时光，去博取最终将躯体安静躺进它火柴盒般一格一格小抽屉里去的权利。”苏迅所抓取的时代变迁里的无论是古玩这个传统行当还是古镇的这样的传统文化载体，都是在讲述当下文明进步过程里的众生百相，社会建设、文化传播和追名逐利、投机浮躁的交融混杂。究竟什么该留下、什么会死去，时间不会说谎。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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